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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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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定量研究

  • 发布时间:

    201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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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万国威,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提要】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因此了解包括儿童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福利需要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国学术界对于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讨论则相对沉寂,因而有必要在此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在采取因子分析、均值分析、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1262名儿童进行研究后发现,尽管儿童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儿童群体内部之间存在着福利期待水平上的显著不同,但是其社会福利态度的内部结构并无本质性区别,且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与其福利获取状况没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基于此,政府应当积极关注民众的核心福利诉求,加速推动需要满足基础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

  【关 键 词】社会福利态度;儿童群体;福利需要;福利获取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福利制度是指国家依法为公民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物品、机会和服务的制度①。构建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不但应当综合考量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平,而且需要明确了解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因此,对于民众社会福利态度进行积极地讨论,从而在政策体系上有效地回应民众的福利诉求,对于未来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有关社会福利态度的讨论就已悄然启动,并在近年来显示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蓬勃发展路径。较为传统的一条分析路径来自于对一个国家内部福利态度群体分化的讨论,这条路径一般将社会福利态度与群体差异结合起来分析,并试图寻找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关键因素。1972年,Alston的研究就较早分析了民众对福利接收者态度的社会经济学原因,基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分析使他发现男性、年轻人、良好教育者和管理者更加倾向于负面的评价社会福利的作用②。Yeheske等人1989年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于民众对于福利国家的认知,在将种族、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后他们发现了支持民主价值的经济社会群体更容易对福利国家予以政治上的支持③。Richard等人则对福利接收者的态度进行了讨论,他们围绕种族、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移民状况、社会阶层和雇佣关系的分类研究发现福利接收者对于构建社会福利具有更为积极的态度④。而Dyck在2008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社会福利态度与种族之间关系展开分析,他利用1992年、1996年、2000年和2004年的数据发现尽管信息传播途径已经改变,但是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仍然呈现出了未曾变化的种族化特征⑤。

  另一条分析路径随着20世纪90年代福利体制研究的兴起而逐步强化,其研究的重点在于福利体制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关系上。这种研究试图通过分析福利体制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有效影响来为福利体制理论找寻新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福利体制在塑造民众价值上的作用。Andreb等人在2001年进行了基于德国、挪威、美国等国福利态度的讨论,这项从个人利益、个人认知、社会化进程、国家福利文化等方面出发展开的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社会福利态度差异⑥。Kulin在2002年的研究利用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探讨了价值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关系,基于传统、行为、安全等10个因素的分析结果发现,虽然价值对于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制约作用,但是在福利观念上的影响力却因地而异⑦。2003年,Merton进一步利用个人层面与国家层面的双线分析发现社会问题和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显著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判断⑧。而Jason等人2010年的研究则认为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绝非福利体制所能单独影响,其基于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儿童照顾、医疗保险、失业保障和教育保障的分析发现,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具有较为明确的复杂性⑨。

  尽管国外学者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但是其研究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研究者都希望利用调查和分析来了解当前社会福利态度的群体分化和影响因素,进而为构建更为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学术上的指导。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虽然我国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模式与建构方向⑩,并在客观条件上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承载的制度形式(11),但是在主观上对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讨论却一直没有深入广泛的开展。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亦有孙树菡等人有关残疾人康复服务的需要满足调查(12)、肖萍有关城市残疾居民福利需要与满足的研究(13)、周林刚有关残疾民众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调查(14)和彭国胜有关农村居民社会福利认知的研究(15)涉及了社会福利态度的讨论,但是这些研究由于多倾向于对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宏观样貌进行简单描述,因而这些研究不但没有系统地讨论出民众社会福利态度背后的子类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而且缺乏和国外相关数据进行综合联系与比较,这就使学术界对于我国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宏观特征、分组差异和影响因素还均缺乏细致翔实的定位。本研究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希望通过基于1262名被访问者的实证调查来窥视我国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从而弥补学术界在此方面的不足。

三、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宏观样貌

  对于儿童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首先有赖于通过儿童与其余人群社会福利态度的对比来明晰该人群的基本特点,并进一步通过这类分析来确定儿童群体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与普通民众差异化的福利诉求。为了更清晰地厘清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基本特征,本研究将儿童群体、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作为分析对象予以比较,并将部分国外民众的福利期待状况纳入了讨论。

  对于四类人群的均值分析显示出(如表4),我国民众整体上对于政府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持积极的态度,各个群体对于社会福利项目建设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支持度。一级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民众整体上对于生产取向的社会福利建设具有最高的诉求,工业增长、稳定物价、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得分率分别达到了80.860%、87.620%、85.400%和86.720%,因而生产取向的福利诉求整体上处于最高的水平;而保障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福利诉求在整体上也具有较高的水平,除了住房保障的福利期待值在3.888以外,其余各个指标的得分均高于4分,因此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社会福利均得到了民众的较高支持。而从二级指标的得分来看,稳定物价、老人保障和环境保护是目前民众最为关心的三个社会福利项目,其得分分别比最低的住房保障高12.680%、11.883%和11.523%,但是由于绝大部分指标的得分均比较接近,因而我国民众对于政府在各项社会福利事务上的行动均比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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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比较四类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得分,研究发现尽管儿童群体的福利期待水平同比其余三类群体存在显著落后,但是其对于政府的社会福利行动仍然表示出了较大幅度的支持。从群体的差异显著性来看,均值分析的结果不但显示出群体间在社会福利态度的整体得分上呈现出了0.000的显著性差异,而且10个具体的子指标也均具有较为明确的群体分化。具体的得分也证明了存在于群体间的差异,其中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得分仅为39.583,分别比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得分低11.161%、9.777%和6.349%,属于最为有限的福利期待人群。从社会福利态度的具体结构来看,儿童群体对于有关保障事务的社会福利给予了较低的支持度,反而更加偏重于生产性福利事务:其中,儿童群体对于保障取向和就业取向社会福利上的支持度相对有限,对于两个项目给予积极支持的人数均不足80%,而生产取向社会福利的支持比例则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比,其余三类人群在保障取向和就业取向社会福利上的支持度则均超过了80%,老年人和残疾人口的支持比例甚至在90%以上,这显示出了儿童群体同比其余群体在此方面的较大落后。

  当然,如果将四个群体放置在更大的空间和不同国家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我国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同比其余国家更高,儿童群体与三类群体的差距也远小于我国民众与他国民众的差异(如表5)。中外民众在绝对支持度上的数据比较显示,我国儿童群体虽然同比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和流动群体具有更为有限的社会福利支持度,但是各类人群的支持度基本呈现出了相似的波动轨迹,其在物价、环境、老人等福利事务上表现出了更高的期待,而在住房、就业、失业方面的绝对支持水平则相对较低,因而其整体的波动幅度大致在30%到60%的波动范围内。同比中国的有限波动,国外民众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则更大,其中日本、美国民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的期待水平较低,而德国、瑞典的期待幅度则远高于两者,因而整体而言其各项福利事务的波动范围也在20%到60%之间。基于相对支持度的数据比较也反映出,他国民众在10项社会福利事务上的稳定性不足,其中德国和瑞典的民众分别在工业增长和就业促进事务上具有较低的福利期待,两者的社会福利支持度达到了60%以下;日本和美国的波动状态则更为明显,两者分别在住房和就业方面显示出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并形成了低于其余地区民众的福利期待水平;而中国包含儿童群体在内的四类民众在任何一项福利事务的统计中均没有低于60%。

对于不同儿童群体的研究发现(如表6),目前儿童群体内部的福利期待存在着部分程度的分化。其中,东部地区的儿童群体在福利期待水平上同比西部地区具有17.632%的领先幅度,且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福利项目得分分别领先后者达17.840%、18.371%和15.651%。同样,年龄对于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15岁以下儿童与16岁以上儿童呈现出了0.047的显著差异,其中保障取向和生产取向的社会福利态度差异分别达到了0.051和0.073。当然,在户籍与性别指标的测量中,儿童群体的实际差异显现的并不明显:其中户籍方面的差异略大,城市户籍儿童在福利期待上仅落后农村户籍儿童约2.544%,且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方面的群体差异显著性分别仅为0.140、0.075和0.469;比户籍方面更为有限的差异来自于性别方面,由于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福利期待差异显著性分别达到了0.418、0.894和0.726,因此其整体的差异显著性也高达0.726。

  从聚类分析表中可以更为清晰地观察到不同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如表7),东部城市地区的儿童群体往往在福利期待上具有更高的水平,四个类型的东部城市儿童和东部农村16岁以上男童在聚合中形成了福利期待最高的人群,其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福利期待得分分别达到了17.143、17.616和8.152,整体的得分率达到了85.822%;东部三类农村户籍儿童群体和西部四类农村户籍的儿童群体在福利期待上的得分紧随其次,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的福利期待水平分别达到了15.753、16.602和7.561,社会福利态度的总得分率下降到了79.832%;而西部四类城市户籍的儿童群体则具有最为有限的福利期待,其社会福利态度的得分率分别仅为67.958%和55.694%,分别聚类为第三和第四类。由此可以发现,地区等因素对于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非常明显,年龄因素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性别和户籍方面的差异则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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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尽管各个儿童群体在福利期待水平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但是其在社会福利态度的结构上却并未展示出显著的分化。社会福利态度结构的分析结果发现,基于性别、年龄、地区和户籍基础上的8类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结构上均没有展现出本质的区别,其内部的结构存在着非常明确的稳定性。以群体福利期待水平差异最大的地区指标为例,东部地区的儿童群体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就业取向方面的绝对福利期待水平和相对期待水平分别为34.173%、33.352%、39.052%和34.589%、26.775%、32.059%;与此相对应,西部地区儿童群体的福利期待比例也分别为35.003%、33.203%、39.121%和34.279%、25.876%、32.519%,两者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结构非常接近。同样,在基于性别、年龄和户籍的统计中,研究也发现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就业取向方面的福利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各个子类型人群没有展现出显著的差异。因而与我国民众的整体调查结果相类似,儿童群体内部各个子群体在三个福利取向上的期待水平也大致相当,这显然也再次印证儿童群体对于各个社会福利项目上的政府责任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诉求。

  五、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

  上述的研究不但发现我国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在外部与内部得分上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且同样发现儿童群体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福利态度结构也均比较稳定。这在说明我国儿童群体福利期待整体特点的同时也发现了其可能存在的潜在内部差别。鉴于这种研究结论,对于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予以进一步地分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研究希望通过观察福利获取因素、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与社会福利态度的关系来深入发掘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通过表8的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家庭地位因素很可能是影响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个人认知水平和福利获取状况的影响力度则相对有限,而地区、年龄等基本因素也可能会对儿童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施加影响力。模型一、模型二、模型四分别显示出了无交互状态下的逐步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控制变量中地区和年龄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力,其回归系数一直保持在0.005的范畴之内;福利获取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的影响力明显偏弱,除了在模型二中政策认知指标呈现出了0.089的显著度外,其余指标的显著性均不甚明显;与此不同,模型四中家庭地位因素显示出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在回归分析中分别达到了0.005和0.009,显示出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均与福利期待形成了负向的关联。在模型三和模型五的分析框架中,交互作用的分析也并没有阻碍原有结论的形成,家庭地位因素的强势影响仍然存续于模型分析中,并主要表现在家庭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实际测量中。

与整体的分析结果非常接近,模型八、模型十和模型十二在没有交互分析的前提下同样发现家庭地位因素同比个人认知因素和福利获取因素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力(如表9)。模型八显示出,保障取向的福利态度受到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重要影响,三者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028、0.095和0.032,而福利获取因素、个人认知因素的影响系数则均高于0.1;模型十的分析结果与此也比较接近,家庭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005和0.028,福利获取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的回归系数中仅有政策认知达到了0.091,可见家庭地位对于生产取向福利期待的影响同样更为明确;而在模型十二的评价中,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度分别达到了0.038和0.040,而其余指标的显著性则不低于0.1,因此在就业取向的福利态度测量中家庭地位的影响作用也较为明确。在此基础上将三个模型进行交互分析处理后,可以发现模型九、模型十一和模型十三也均显示出了家庭地位的重要影响度,其中家庭经济地位在三个模型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036、0.458、0.118,家庭社会地位的回归系数分别达到了0.070、0.070和0.366,家庭文化地位的回归系数则达到了0.010、0.007和0.187,因此总体上可以看出其影响水平还是比较明确;而福利获取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在绝大部分模型测量中均高于0.1的显著性水平,因而其整体的影响度存在不足;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控制变量中的地区、年龄等指标在测量中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表明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较为复杂,其除了受到被调查者家庭状况的较大影响,仍然与地域观念、年龄阶段等因素具有密切联系。

  六、研究发现

  社会福利制度要在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围绕民众的福利诉求来建构,因而对于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予以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尽管国外有关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但是直至如今,我国有关此类问题的系统分析还非常缺乏。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通过对其整体状况、内部分化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来全面评估我国儿童群体对于各项社会福利事务的期待水平。

  在采取SPSS软件中的均值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技术对1262名儿童进行实证调查后,研究具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发现:(1)与安卓布(Andreb)和库林(Kulin)的观点相类似,本研究也认为一个国家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与其余国家相区别的结构特点。在本研究中,儿童群体的福利期待水平虽然同比老年人群体、残疾人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具有明显的落后,但是各个人群的福利态度结构却保持着惊人的雷同,这说明我国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上尽管具有基于年龄基础上的人群特殊性,但是其与民众整体的社会福利认知并无结构上的本质区别。同样的观点在儿童群体子类型的分析中也有所发现:儿童群体内部子群体的福利期待水平在地区、年龄等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但是其社会福利态度结构同样存在着很强的一致性,可见我国儿童群体无论在外部还是在内部均保持着特有的稳定性,这也间接证明福利文化的传承对于一国民众具有潜在的制约力。(2)与杰森(Jason)等人的观点比较接近,本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绝非福利体制所能单独影响,其背后的形成因素是较为复杂的;但是与阿尔斯通(Alston)和理查德(Richard)的观点不同,本研究并未发现福利获取与社会福利态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因而两者的关系仍然有赖于更多证明。在本研究中,虽然我国影响儿童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既受到地区、年龄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也与儿童群体所在家庭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其与福利获取因素和个人认知因素的联系却均不甚明显,因此福利依赖现象的心理基础并不能得到实践上的印证。当然,由于儿童群体正处于福利认知的快速发展阶段,该人群对于政府责任的认定具有年龄上的阶段性特征,其社会福利态度与福利获取并未形成直接的联系也可能与其福利认知的不健全有关,但是这也仍然需要学术界的进一步证明。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构建一个更加合乎福利需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更进一步:(1)我国包含儿童群体在内的广大民众对于政府在推动社会福利制度上的努力具有很高的迫切性,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我国长期以来强政府的国民文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源于我国一直以来过度压抑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速度,因而我国政府未来必须在民众的核心福利诉求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性;(2)我国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相对稳定的结构,这就使得政府需要积极关注包含儿童在内的广大民众在社会福利诉求上的优先顺序,加速了解和解决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福利事务;(3)福利获取对于儿童群体等民众的福利期待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不能以福利依赖为借口来过度限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否则这将大大损伤政府的民间信任。

  注释:

  ①彭华民:《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②Jon Alston, Imogene Dean. "Socioeconom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Recipients and the Cause of Pover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Vol. 46, No. 1, 1972.

  ③Yeheskel Hansenfeld, Jane Rafferty, "The Determination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 Forces, Vol. 67, No. 4, 1989.

  ④Richard Wertheimer, Melissa Long, Sharon Vandivere, "Welfare Recipients’Attitudes toward Welfare, Nonmarital Child-bearing and Work Implications for Reform," National Survey of America’s Families, Vol. 37, No. 2, 2001.

  ⑤Joushua Dyck, Laura Hussey. "The End of Welfares We Know It? Durable Attitudes in a Changing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72, No. 4, 2008.

  ⑥Hans-Jurgen Andreb, Tborsten Heiin. "Four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A Comparison of German, Norw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Sociology Review, Vol. 17, No. 4, 2001.

  ⑦Joakim Kulin. "Values and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Values, Attitudes and Redistributive Institutions across National Contex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0, No. 1, 2002.

  ⑧Merton Blekesaun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Welfare State Poli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24 Nations," European Sociology Review, Vol. 19, No. 5, 2003.

  ⑨Jason Gainous, Michael Martinez, Stephen Craig. "The Multiple Causes of Citizen Ambivalence: Attitudes about Social Welfare Policy,"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and Parties, Vol. 20, No. 3, 2010.

  ⑩景天魁:《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彭华民:《论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转型的目标定位》,《南开学报》2010年第4期。

  (11)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战略:从照顾弱者到普惠全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2)孙树菡、毛艾琳:《我国残疾人康复需求和供给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3)肖萍:《城市残疾居民的福利需要及其满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4)周林刚:《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2期。

  (15)彭国胜:《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为例》,《西北人口》2012年第3期。

将所有指标进行综合计算,可以在模型六中予以更为全面地考察。在R方为0.265,-2LL为472.495的模型中,研究进一步确认福利获取因素对于儿童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并没有形成显著的影响力,其0.639的显著性表明是否获取过社会福利对于儿童是否支持政府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与此类似,个人认知因素中的幸福认知、权利认知和政策认知的显著性水平也分别为0.881、0.471和0.111,可见个人认知水平与社会福利态度也无明显关系;而家庭地位因素中的经济地位、文化地位会深刻地影响儿童福利态度的形成,两者的显著性水平分别达到了0.014和0.005,结合Exp(B)回归系数的0.760和0.307,家庭经济水平越好、家庭文化程度越高的儿童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诉求越高;同样值得关注的指标还有地区和年龄,两个控制变量也均呈现出了0.000的显著性,可见儿童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也与地域和年龄等人口因素存在联系。进一步纳入交互分析使得研究在模型七中发现,虽然福利获取和政策认知、福利获取和文化地位分别存在着0.092和0.010的回归显著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家庭地位因素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强烈影响。在模型七中,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文化地位仍然分别呈现出了0.039和0.008的显著性,且其0.760和0.387的回归系数显示出的结果与模型六类似,两者的影响力均为正面作用;同样,个人认知因素的影响力也与模型六比较接近,幸福认知、权利认知和政策认知的回归显著性分别达到了0.124、0.170和0.105,其整体的认知水平与儿童福利态度也不存在明确的联系;福利获取因素的影响力也并不明显,其与儿童群体福利态度的回归系数达到了0.485,远高于0.05,因此显示出两者的关系仍然比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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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社会福利支持度的比较相类似,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的内部结构上虽然也与三类国内群体存在绝对支持度上的差异,但整体而言其与国外民众的异质性程度要远大于内部的群体分化。研究显示,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结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绝对支持度上,其在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福利事务上的绝对期待比例分别达到了35.018%、38.172%和26.810%,形成了和三类国内群体的显著区别,这说明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仍然具有其本身的一定特点;在相对支持度上,四类国内群体的支持水平保持了大致的相等,三类福利事务的期待比例都在33%左右。反观其余国家民众的福利态度结构,研究发现欧美国家在保障取向项目上的绝对期待比例和相对期待比例均较高,其中美国为39.004%和39.083%、德国为35.787%和37.120%、瑞典为39.120%和37.213%,日本在此方面的福利期待水平则与我国相类似,也分别仅为33.447%和27.791%;而在生产取向福利事务的相对支持度测量中,美国、德国、瑞典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0.780%、30.183%和31.676%,日本的比例则达到了惊人的39.324%,这也与我国民众33%的比例存在一定区别。基于此,研究发现我国四类民众在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等福利事务上具有相对欧美地区的明显领先,而在保障取向的福利项目上则落后于欧美国家;同时,我国民众在整体福利期待水平的结构统计中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四、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内部差异

  对于儿童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整体研究虽然发现了该群体同比其余群体具有更为有限的福利期待得分,但也同样发现儿童群体与其余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的结构上存在着较强的共性,这表明儿童群体在社会福利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既具有一定年龄阶段所存在的特殊性,也受到我国整体福利文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刻影响。但是,基于性别、年龄、地区、户籍等方面的差异是否会促使儿童群体内部形成差异化的社会福利态度,且这种群体差异是否形成了某些类型上的分化,都是需要予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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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研究”的实证调查。该调查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在南京、天津、成都、兰州四个地区同时开展,被访问者为儿童群体、残疾人群体、老年人群体和流动人口群体共计4522人,其中本次分析的对象主要为13周岁到18周岁的儿童共计1262人。调查采取目标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预设抽样框,按照性别、年龄、户籍、地区等因素进行详细设计。实际调查采取调查员辅助下的当场回收方式来收发问卷,共计发放问卷1300份,收回有效问卷1262份,问卷回收率达到了97.077%。

  作为一项广泛的国际调查项目,ISSP数据库成为本次研究指标设计的基础。ISSP的数据库全称“国际社会科学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Program),自1985年开展调查以来该项目一直旨在推动国际范围内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在参考2006年ISSP项目的基础上将政府在医疗照顾、老人保障、失业保障、缩小贫富、就业促进、稳定物价、工业增长、教育资助、住房保障、环境保护上的责任作为主要的分析指标。在问卷提问环节的设计中,研究以“你认为下面的内容是不是政府的责任”进行提问,这与ISSP数据库中的设计保持了一致;而在回答环节的设计中,研究将“当然不应该是”、“不大应该是”、“无法选择”、“应该是”和“当然应该是”设计为回答的选项,这也与相关数据库相一致。

  由于ISSP数据库对于问题的设计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排,因而其10项社会福利项目在定量的分析中可以被包含在三项主要福利指标中:第一类是保障取向社会福利,包括医疗照顾、老人保障、教育资助和住房保障,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旨在通过直接的津贴和服务来强化民众抵抗风险的能力;第二类是生产取向社会福利,主要包括工业增长、稳定物价、缩小贫富和环境保护,该指标旨在通过生产的发展为民众的社会福祉提供资源支持;第三类是就业取向社会福利,包括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障,这类社会福利制度的主旨是通过提升就业机会来健全民众的福利。在KMO与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中,三类因子的解释力分别为36.284%、33.472%和18.571%,因而其总体的解释度高达88.327%。其指标设计如表1。

  (二)研究方法和变量设计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研究主要通过描述性统计、均值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式展开讨论。其中,描述性统计主要进行数据的描述,并对社会福利态度的具体得分、相互间比例关系和内部结构进行综合展示;均值分析主要用来分析社会福利态度中的群体差异,并通过了解不同群体的得分来比较其具体的差异水平和差异项目;因子分析主要对社会福利项目进行类型上的归并,并对因子的解释度进行测量;聚类分析主要用于不同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类型归总,试图概括出不同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布规律;Logistic回归分析则主要侧重于对影响社会福利态度的因素进行测量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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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均值分析的过程中,每一个指标的最小值被设定为1,最大值被设计为5,得分越高则该项目的支持度越高。在分析的过程中,各个指标的基础值被标准化为C41YA37.jpg,在此基础上社会福利态度的整体得分可以计算为C41YA38.jpg,得分越高则各类人群在该项目上的社会福利态度越积极。在社会福利的结构分析中,保障取向、生产取向和就业取向社会福利项目所占比例的测量公式分别为C41YA39.jpg,测量结果越高则该项目的重视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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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Logistic回归分析中,研究受到理查德(Richard)、安卓布(Andreb)、杰森(Jason)等人的启发,以社会福利态度作为因变量,以福利获取因素、个人认知因素和家庭地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因而第i个儿童的社会福利态度可以表述为C41YA36.jpg。在测量过程中,社会福利态度的测量以ISSP项目中的10个指标作为基础,其总得分率高于50%的视为积极态度,总得分率等于或低于50%的视为消极态度,分别赋值为1和0,可以表述为C41YA41.jpg。自变量中福利获取因素是理查德等人在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因素,本研究在测量中将获取低保五保、大病医疗救助、保障性住房、临时生活救助和教育救助的状况视为分析指标,获取和没有获取的赋值水平分别为0和1。自变量个人认知水平为个人在认知上的能力,安卓布等人在设计中曾经予以考虑,本次调查主要测量幸福认知、权利认知和政策认知,分值越大代表个人认知水平越高。家庭地位因素的测量启蒙于杰森的设计,本研究试图观察家庭因素对于儿童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分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予以测量,分值越大代表家庭地位越高。此外,研究还将性别、年龄、地区、户籍等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指标纳入分析框架,并试图通过它们的参与检验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是否较为复杂。

  (三)样本状况

  从本次调查的样本状况来看,其基于各项指标的分布情况基本符合了调查抽样框。调查中南京、天津、成都、兰州的设计调查人数均为300人,实际调查中南京的人数为353人,其余三个城市的调查数量在300人左右,儿童的地区分布较为合理;调查中的男女性别比例为50.951∶49.049,两者的比例基本均衡;调查中城市户籍人口约占总数目的67.116%,农村户籍儿童占据30.666%,城市人口约为农村人口的两倍;年龄分布也趋向合理,15岁到17岁儿童占据所有被访问者的主体,其总体比例达到了96.514%。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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