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清明假期的第一天，大多数老师都回家休假了，但社会学系师生却在东七楼321教室热烈地进行以“社会分层与流动”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范晓光研究员光临现场指导，并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主旨评述、参与现场互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婷婷博士光临现场参与了交流与讨论。
第29期主讲人郭秋菊老师年以《妻凭夫贵、夫靠自己》为题探讨了性别视角下阶层认知与配偶客观阶层的关系，郭老师应用CGSS 数据从性别视角对个体的主观的阶层认知与配偶的客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描述与分析。研究发现已婚人群客观阶层地位上的性别不平等体现在主观阶层认知上居然具有性别趋同性，这种性别趋同性并非是性别平等的实现，反而是性别不平等更加隐性的表现形式。夫妻间的主观阶层认知呈现出明显的“妻凭夫贵，夫靠自己”的性别不平等特征，已婚女性的主观阶层认知具有“借贷型”特征，即丈夫客观阶层地位对妻子主观阶层认知的形成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妻子本人所具有的客观阶层地位；而已婚男性的主观阶层认知具有独立型特征，即妻子客观阶层地位对丈夫主观阶层认知的形成并无显著影响，丈夫主观阶层认知更多的受到其自身客观阶层地位的影响。由此可见，性别不平等在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知上均有所体现，我国的性别平等意识的推进依旧任道而重远。
第30期主讲人刘成斌老师以《资源稀释的外在结构与内在边界》为题探讨了子女数量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问题。资源稀释理论认为一个家庭的资源有限，孩子越多导致带给每个孩子的时间到金钱等资源就越少，进而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获得产生负面影响。但刘老师应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分析发现，首先资源稀释主要是受制于经济与社会阶层的外在结构力量，即中国子女数量与质量的转化关系是由于城市家庭普遍生育子女少、农村家庭普遍生育子女多的生育分布造成子女数量差异与城乡差异混淆而致。其次就生育数量这一变量本身而言，只有子女超过3人及以上的情形下资源稀释才会明显。而适量的多子女（2人）不但不存在资源稀释效应，反而可以促使多数家庭避免对子女过分溺爱、过度保护等，并在孩子之间形成同伴竞争、同伴互助、同伴示范等积极的同伴效应。因此，在中国的子女数量与教育获得的关系应该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考虑资源稀释的结构制约，国家应加强城乡教育资源的协调与平等，进一步减少教育对家庭资源的依赖程度。二是建构健康、积极的同伴效应教育理论；三是摒弃人口负担论，秉承人口均衡观。
范晓光老师从概念界定、分析框架、研究逻辑、方法技术等多个角度对两篇文章分别进行了精准、详细的评价与交流，特别是范老师在统计方法上的严谨、精湛让现场各位老师与同学获益匪浅。例如，范老师认为，我们的分层框架应该用哪个，为什么要用此而不用彼，这些不同的分析框架在自己的研究中怎么评价优劣与适用程度？再如，我们对学术概念的界定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操作？学术概念界定之后与研究指标之间的逻辑关联如何衔接操作？范老师还特别以自己的专著《边界渗透与不平等——兼论社会分层的后果》为例讲解了社会分层框架的理论基础问题。
我系吴毅教授作为学术前辈展现了对青年教师的学术支持，并以教育支出成本为例与现场师生探讨了资源稀释问题。参与本次学术交流的老师还有郑丹丹、郭静、陈文超、高翔四位老师。虽然老师不多，但本期参与的学生不但人数可观，更重要的是同学们都能认真倾听，并在深入思考中提出高质量的学术思考参与现场的学术互动。让老师普遍觉得我系学生的学术热情与能力在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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