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3-14日《城市社会学前沿暨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如期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30多个单位的社会学、民族学、城市规划等相关研究人员5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开幕式、主题报告、学术讲座和分组讨论四个大部分，13日举行了三个单元的主题报告，14日举行六个小组的分组讨论。
目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50%，我们未来的城市化进程还将加快。然而，中国的城镇化究竟会带来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机制，由此需要研究。城市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既有芝加哥学派，也有经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贡献，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是一种历史责任。
13日上午，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允康研究员做了题为《城市发展模式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潘研究员用上海、北京、日本东京、墨西哥城、纽约等城市进行比较，探讨了中国改革30年来城镇化进展情况，大城市的发展问题。通过讨论大城市梦与大城市病的话题，指出城市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显学、城市要不要摊大饼等问题。接下来潘回顾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发展过程，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指出“大城市超先增长”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大城市的规模成本比较低，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综合人均开发成本只相当于10万人口的1/6左右。所以，他认为城镇化方向应该是“发展大城市，以小城镇为补充”，这将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科学选择”。
第二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马戎教授首先引用统计数据讲述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和发展的不平衡态势，各个民族城镇化的水平有明显差异主要是跟各民族的就业能力与受教育情况有关，文盲率高的城镇化水平低。因此，跨地区流动的民族差异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应当从全国战略来看民族流动：劳动力迁移与就业会影响民族认同、政治与文化、经济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封闭性必须打破，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流动是一个趋势。
由此，马戎教授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各民族相互嵌入，不能以“来得越少越好，走得越快越好”的民族交流态度对待民族问题，同时亟需加强民族知识教育和法制教育。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戴建中教授，他的题目是《城乡一体化中的土地问题——以北京为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允许农村出让“集体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用地早已是一个既成的事实，此文件只是承认其出租、出让、入股收益和流转。过去的承包地流转只能在本村集体内，现已突破村边界，但空间分布上的问题在于社会空间区隔非常明显。比如，一些高等社区，高档门禁是完全封闭，外来人口和大量的北漂族只能长年蜗居、当蚁族。由此，各阶层的相互隔离对社会是一个威胁，空间隔离是一个社会问题。另外，在房地产商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上值得注意：最近十年房地产施工、竣工与销售面积对不上，而且数据差距极大。说明什么？说明大量的囤积现象存在。
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春光，其演讲题目是《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政策创新》，王春光从新型城镇化新在哪儿开始，提出城镇化不要搞土地财政，不要搞土地城镇化，要搞人的城镇化的问题，中央战略的三亿人是不是有交叉？目前一些部门和地方都在推动居住证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不用身份证？而且制度不落实追究谁的责任？具体到城镇化的形势，目前超大城市面临三个难题：一是进来的外来常住人口是否市民化？二是他们能否到中小城市市民化？三是城市是否能够离开这5259万人口而正常运转？全国287个城市，有101个城市属于人口流入地，其他都是人口流出地。根据卫计委对全国8大城市的调查数据，愿意留在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54.84%；90%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有归属感。总体上讲：结论是我们应该顺应人口聚集的格局、趋势，改善城市发展质量，而不是阻碍。
下午的演讲分两个单元，刘成斌副教授作为点评嘉宾对第二单元的论文进行了点评。点评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立场或价值导向。研究是不是中立的？同情立场，批判立场？第二个问题是研究方法。现有报告给我们了解相关的案例或现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部分报告的问题意识不突出，研究过程稍显空泛，目前缺乏具体的问题聚焦。整个论文显得比较宏观、抽象。如李老师谈到的公共服务购买应有一系列较为严格的操作程序、完整的购买评价和监督机制、立法规制健全。怎么操作？怎么评估与监督？我们立法的障碍在哪儿？如何克服？再如，张老师的“空间正义”应当有一个指标（参照）体系：达到的是正义，达不到的是不正义。如果是调查，也应该是“验证”。杨老师的社区组织到底应该如何开展“联动”，其联动机制的抓手是什么，转折点是什么，成本与效应等。比如，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犯罪者的社区改造，社区矫正怎么联动？
13日晚上，“社会学的强爷”——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做了《如何破解中国城镇化的难题》讲座，李教授提出应该从城镇化与巨大的农村人口压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等核心问题入手，比如，中国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流动性强，农民工短工化——频繁更换工作，呈现“高频率流动、水平流动”特征。由此，国家应该鼓励职业技术“专业技能”而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推进建立农民工职业协会和行业协会。他们自己了解技术操作的细节。比如，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制造业大国，并不是制造强国——“世界技能竞赛奖牌榜”我们我们没有拿过一个技能竞赛奖。这个奖比体育奥运奖更有力量：它表明一个国家的制造水平。2011年中国才第一次参赛。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前提下，李教授提出“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两种模式的比较，他通过对云南红河（个开蒙建），四川德阳，河南舞钢、湖北鄂州、密云希望小镇、蔡家洼新村，四川省郫县安德镇和安县桑枣镇等地的“案例”分析，讲解了中国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两条道路的条件、操作办法及前景。
在14日上午的会议中，刘成斌副教授在第一专题分论坛中做了《村庄改制与集体主义转型》的报告，村庄改制是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成建制”转变村庄性质与管理体制的变革，具体内容包括社区形式（农民村庄到市民社区）、产业支撑（农业向工商业）、土地性质（村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管理体制（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股份制）等方面。村庄分配虽然在产权分配方面采取了私有化到个人的主流改革趋势，但也规定一部分集体资源在产权私有的前提下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这一方面保证“村集体”并不随着村庄改制而消解，并使政府在把握改革方向时避免出现两极分化、贫民窟等制度预期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是村庄共同体在“整建制”转型过程中社会凝聚力的惯习延续，是村干部借以保障其权威合法性延续的重要杠杆。因此，村庄改制是为了应市场化需求而生，是为追求竞争与经营效率而进行的工具理性（手段）变革，但在分配体制上却继承了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
最后，各个分论坛进行了汇总总结，大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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