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5日至16日，我院刘成斌教授和2020级博士研究生王荆川参与了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办的以“‘封城之下’——疫情重灾区的社会生活”为主题的研讨会议。本次研讨会将疫情时代封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目标是研究封城是如何在世界各城市广泛体现的，以及它对城市社区产生的深远影响。此次会议选择了11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城市，重点了解在封城期间城市居民的生存情况，以及封城如何以多种方式改变城市生活和社会空间。

本次研讨会分两天进行，开展了四次会议，共其中我院博士研究生王荆川在第一次会议上分享了以《互嵌式应急治理：基于武汉抗疫实践的风险共同体建设经验》为题的一篇论文。以下是博士研究生王荆川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逐步走出疫情阴影、恢复社会秩序的国家。中国抗疫经验受到广泛关注，其中基层社区的疫情防控被认为是其成功的关键。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武汉社区疫情防控经验发现，中国的抗疫成功在于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共同参与抗击疫情、激发最大活力的“互嵌式应急治理”模式。武汉的抗疫实践是中国政府社会应急治理转型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在现代生活中构建风险共同体的重要性。

回顾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历程，总结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社会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对比了疫情初期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疫情防控模式，指出中国的严格防控模式使中国在短期内就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早期错误地估计了新冠病毒的破坏力和传染性，未能尽早实现有效控制，最终不得不采用曾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封城”战略。至此，中国的抗疫经验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社区网格化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回顾了网格化管理/治理在中国的运用历程，并试图解释为何社区网格化能够帮助中国在疫情初期迅速控制局面。

回顾贝克、卢曼、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风险社会学观点，指出COVID-19疫情是21世纪头20年人类社会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给风险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风险社会中，任何突发的灾害风险都不是孤立的现实。风险事件只要发生，必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这样的挑战，文军、王俊秀等中国学者认为，首先应该建立一个应对疫情的风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概念不仅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而且与费迪南德·汤尼斯的共同体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共同体的核心是如家一样的温暖和相互依存，帮助人们在不确定的现代世界中找到安全感。通过共同体建设，当风险来袭时，高效的制度系统和共同的情感可以使人们团结为一个强大的整体来对抗它。本文尝试从风险社会学和社会共同体构建的角度，对疫情期间武汉的社区网格化抗疫实践进行解读。

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梳理了武汉社区网格抗疫实践，发现这一模式主要是通过整合政府、资本和社会组织三方面力量搭建了一横一竖两大安全网，并藉由这一安全网以网格为单位将社区居民紧密聚合在一起，实现了基层抗疫的高效有序。其中，横向安全网的塑造存在三大基本主体，即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以及业主委员会，三大主体彼此协调互动，在居委会引导和带动下共同参与社区封闭期间的日常事务管理。这种联动方式突破了疫情前社区网格化管理被许多学者诟病的“单一主体”，在巨大的风险事件面前引入了社会力量协助政府进行抗疫实践，实际上是疫情倒逼社会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的表现。而纵向安全网则意味着党和政府的力量对横向排列三个主体实现全覆盖，保证抗疫实践活动在党和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有序进行，具体表现为党员干部在疫情中的广泛下沉。总体上看，在武汉抗疫实践中，无论是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公司还是业主委员会都无法单独应对COVID-19疫情，在上述两个安全网的架构下，小区的每一位居民都能藉由不同的主体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抗疫行动中。以纵向网络为主轴，以横向网络为辅轴，武汉把每一个网格都打造成疫情防控的“超级网格”，让“封城”中既有领导者也有合作者，从而迅速稳定居民。在这个系统中，国家和社会的权力不是单独作用的，而是相互嵌入的，从而形式“互嵌式应急治理”。

最后博士研究生王荆川做出了结论：

第一，这种互嵌式的应急治理，体现了武汉政府社会治理思维的转变。通过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引入，将简单的“网格管理”向“网格治理”转变。这一举措虽然是在疫情紧急状态下实施的，但实际上为疫情后正常生活中的多元主体社区治理提供了治理工具和思路。

第二，社会共同体建设要超越以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对抗关系，也不是前者对后者的绝对主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社会力量回馈国家是社会治理更加合理的建设方向。

第三，共同体建设应该从道德和情感中汲取力量。应当认识到，支撑中国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志愿者、居民共同奋斗的，除了资源的有力保障和合理协调，还有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为了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道德。在与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密切互动中，个人在风险中的渺小、无力感等负面情绪可能转化为兰德尔柯林斯所说的积极的“情绪能量”，帮助其在群体中寻得认同感与归属感。

第四，与西方的一些观点相反，中国的抗疫举措并非“反人权”，正是由于“人道主义”下的普遍信任和共同体建设，中国的抗疫实践才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