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2日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教授胡鸿在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附五楼会议室作了题为“中国历史前期的华夷秩序：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的学术讲演。讲座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狄金华主持，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增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何菊与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党委书记徐进，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欧阳肃通、副研究员杨蕾和吴帆老师、新闻与传播学院刘杰老师出席并参与讨论。

主讲人 胡鸿教授

一、从华夷之辩到华夷秩序

讲座伊始，胡鸿教授抛出一个问题：华夷秩序是什么？他强调，中国古代的华夷秩序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或民族关系。同时，华夷秩序也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实然的制度秩序或一种理念的观念秩序，它位于两者之间，既有观念基础也有制度实践，是实践与理念间的一种政治文化。总体上说，华夷秩序是一套划未知为已知、化无序为有序的分类体系，是一套有中心边缘之分、有内外高下之别，依照差序格局分布的世界图景，是普适性皇权合法性话语的必要补丁。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胡鸿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夷夏之辩的形成过程。公元前3000年—2500年文化形式呈现满天星斗之态，公元前2500年左右中原文明脱颖而出，中原中心趋势开始确立，进入东周以后中心发达的格局已被视为“天经地义”。胡鸿教授强调，政治体聚合升级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是叠压而非同化关系，就如普通话叠压于方言底层上一般，文化的多元性始终存在，文化上的大一统不能完全实现。这一阶段华夏区区分我群与他者关系的意识和行动就是夷夏之辩。随后胡鸿教授逐步讲解了“华夏”这一概念自商周时期的“有夏”向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夏”之演进过程，并指出此时夷夏之辩已得到空前强调。胡鸿教授通过“富辰谏周襄王”一例为我们解释了对时人而言，诸夏与夷狄从血缘、政治、文化乃至人性上存在的不同：血缘上看诸夏亲而夷狄外；政治上看诸夏有功而夷狄无列于王室；文化上看诸夏行周礼而夷狄无力；人性道德上看诸夏有道德而夷狄无道德。

随后，胡鸿老师梳理了两种华夷秩序结构：畿服圈与四夷说。战国时期诸夏精英开始对夷夏之间的“应然”关系加以规化，这种理论性规化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畿服圈层。战国时期的畿服说表现为五服想象：王畿为甸服，诸侯为侯服、宾服，夷狄为要服、荒服，此后畿服说日益复杂僵化，以至演化为九服。其二是四夷学说。四夷说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五个阶段。起初，异族从没有区分的原始状态产生固定化称谓，并且蛮夷戎狄开始逐渐开始与方位绑定；此后四夷并举并逐渐固定顺序，对应五行和地理四至之序形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后开始出现本质主义建构，四夷按各自方位获得各自属性；随后四夷中各方与特定数字相匹配；最终于东汉中后期四夷名称获得训诂学解释，并与本质主义的属性相附会形成定制。这两种华夷秩序结构的共同点是诸夏居中，夷狄居外，区别则在于居外的夷狄是按四方分类还是按圈层分类。四夷说重在解释夷狄与华夏在文化乃至人性上的差异，最终仍然指向华夏优于夷狄，进而推出两者在政治上的主导与附从地位；畿服制则通过蛮夷分处要服、荒服，规定了他们与天子的政治关系，包括应尽的义务，以及天子可以动用的惩罚手段。两者相较，畿服圈层结构更具有政治上的指导意义，可以涵盖四夷五方。当夷夏之间的区分被结构化，形成核心与边缘、中央与四方、文明与野蛮、乃至依照距离远近承担不同政治义务的圈层式结构时，夷夏之辨就从一种探寻区分标准的学说，升级成为了对政治秩序的规划。恰逢秦灭六国，诸夏整合为一的时期，夷夏之辨由此升级为华夷秩序。随后，胡鸿教授进一步考察了用夏变夷的复杂内涵，他列举由余从晋人转为戎王使者，后又变为秦人的身份转换之例，说明夷夏之间的身份流动双向可通，并且指出从总体趋势上看夷狄转变为华夏的规模更大，用夏变夷的路径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是否遵奉周礼与王道。

二、华夷秩序的政治表达与实践

进入讲座的第二部分，胡鸿教授为大家详细梳理了华夷秩序自秦汉到魏晋时期的政治表达与实践。在秦汉时期华夷秩序成为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华夏即意味着中国之人，也就是接受帝国统治的编户民。在这种帝国形式中华夷秩序呈现出两级摇摆，一段时期口号是“王者无外”，一段时期又“不治夷狄”。秦朝统治者理想中的华夷秩序和法律实践差别很大，话语上天下皆为臣民，而法律与行政实践则相对柔和弹性，承认蛮夷的存在并有相应的蛮夷律、典属国等设计。西汉建立后，重新启用周制分封，也就一并重启了畿服圈层话语，对尚未臣服的诸侯国只要求接受圈层话语下的有限遵从。而到汉武帝时期，随国力上升这一制度再次回到秦始皇时期“不外夷狄”的路线，《春秋公羊传》中董仲舒主张武帝“致太平”而“不外夷狄”即可为证。当然亦有声音认为对夷狄当羁縻勿绝，不外夷狄与不治夷狄之争一直存在。武帝末期征伐耗尽了国力，但疆域扩张有其极限，四夷永远不可能被全部征服。不能靠武力解决，只能回到修文德的路线上。陈汤破康居国而被斥已能反映出征伐四夷的路线在此时失去了正当性。处理四夷的官制礼仪逐渐完善，朝贡与朝会礼制亦逐步反映出西汉后期“施德行礼”的倾向。经王莽篡位，东汉时期进入彻底的现实主义。东汉一朝，华夷秩序的政治文化臻于稳定，同时又与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相当的背离，接受“四夷顺服”，同时展示“谦卑”的姿态。对四夷顺服的消极处理有利有弊，既阻止了像王莽那般借四夷归服营造圣王假象篡夺皇位的举动，也降低了统治者追求征服四夷的积极性。在夷狄不顺时，皇帝会在诏书中引咎自责，然后颁行德政措施。夷狄叛逆最多说明现任皇帝或大臣有过失，不影响整体统治合法性。不论远征荒裔还是羁縻不绝，在当时都能做到圆融的论证。因此关于华夷秩序对于其政治实践也就失去了指引方向的作用。东汉华夷的实际关系是北族内徙而东汉鼓励归附并将蛮夷编户。魏晋时期，人口极度短缺，各政权积极内徙周边诸族，同时亦出现防夷狄祸乱的“徙戎论”但并未实际落实。胡鸿教授指出，从不同历史时期对待夷狄的态度可以发现，华夏占优势的时代多较为开放，支持外族内徙，用夏变夷；而华夏处于相对弱势时期则攘夷排外，强调华夷区隔。

三、十六国北朝的华夷秩序难题及其应对

进入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胡鸿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十六国北朝的华夷秩序难题及应对方法。永嘉之乱后，十六国与东晋都面临华夷秩序的危机。因为华夷秩序的理念形成于战国诸夏对夷狄取得绝对优势之时，华夷之间被塑造成具有中心与边缘、高贵与卑下、文明与野蛮、统治与被统治等方面的区别。而在现实统治中华夷秩序已经被扭转，夷狄变为中心，北方五胡统治者面临正统性缺失，需要建立合法性论述将权力变为权威。五胡统治者为此付诸很多尝试。第一种尝试即是以祥瑞之说、传国玉玺、洛阳为都宣扬天命，但由于王莽篡位先例而缺乏说服力。第二种方式是宣称古代圣王多有出于夷狄者，正面反驳胡人不能为天子。第三种方式是五胡统治者利用多种手段通过建立与华夏历史的联系，淡化自身的夷狄身份，例如，攀附汉人谱系、宣称自已具备华夏古圣王的神异特质、诉诸历史记载中的模式化叙事、利用华夷秩序话语将周边其他政权定位为夷狄以凸显自身的中国性质等四种手段。然而，只要尚在华夏政治文化传统语境之中，想摆脱华夷秩序就近乎无解。因此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第五种手段，也就是在儒家主导的华夏式君主观之外寻求合法性的来源，借道教学说与佛教学说绕开华夷秩序的难题。然而，道教学说本身内含华夷关系，以道教超越华夷秩序并不成功。而佛教在此时传入中国，佛教作为意识形态能有效化解华夷之分，因为在佛教看来华夷皆为远者。北魏后期王权对佛教多加扶持，北朝佛教徒也积极向王权靠拢。前朝天命转移说皆与佛教无关，而此后开始产生关联并且为王权所接纳，产生积极利用佛教构建天命论的佛教王权观。然而，佛教真正关注的是彼岸的问题，并没有一套用于世俗的经世治国学说。因此，在世俗的政治运作和制度设计中，佛教不可能取代汉晋以来的政治文化，华夷秩序的观念也并未被佛教完全动摇。反而正是在法难之时华夷说经常被用来批评佛法，作为毁佛的重要理由。佛教对华夷秩序带来的最重要挑战其实并非佛教王权观，而是它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相对论式的世界观。佛教世界的图景远超中国古代想象的世界图景，世界尺度之大令时人感慨，并产生了新的世界认识：周孔之制、夷夏之别都只是佛法世界中一个小世界的中心与边缘，天竺之土才是佛法中心之“中国”。

最后，胡鸿教授总结道：本次讲座梳理了从我群—他者之别，到夷夏之辨，到华夷秩序的漫长历程。这套理念经历了从“防卫性”到“霸权性”的转变。华夷秩序的本质是构建一个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圈层式世界图景。需要强调的是，华夷秩序不是一种静态、僵化的理念或教条，而是一种由多个选项构成的政治文化，可以组合成不同样式的话语。因应不同形势，从修德以来远人到征伐以服夷狄，都可以成为选项。佛教的传入为五胡君主提供了一种超越华夷秩序的可能性，佛教带来的世界观给华夏中心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至唐代后周边文明进入新阶段，不再追求全方位的华夏化，华夏文化普世秩序被一定程度地消解。华夷秩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套话语的兴衰嬗变见证了中国走出自我中心时代，走向一个以美美与共为理想状态的现代世界。

与谈与讨论

讲演结束后，主持人狄金华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进入与谈环节，夏增民教授指出华夷秩序突出表现了中华文化中的世俗性特质，华夷秩序的演变能明显看出历代君王对于现实的策略性考虑。同时，随着疆域的扩大，民族文化界限、地理界线的消失导致华夷疆域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一历程对夷夏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形成也有影响。此外，随着世界视野的打开，外域整体上进入中国的视野中，自唐至清我们不再以内地十八省的局限地理空间去看待问题，这对华夷秩序的认知也产生了影响并与我们当下都有紧密联系。何菊副教授强调，从胡鸿教授的演讲中体会到要从故纸堆里探讨族群关系并落实到当时的政治秩序需要依靠对于历史材料的纯熟运用，从方法上看我们要把地图、史料、田野调研联系起来才能透彻地还原和理解历史图景。

与谈人 夏增民教授

与谈人 何菊副教授

欧阳肃通副教授从两个问题入手与胡鸿教授进行了讨论：第一，华夷秩序观念在传统文明体是否是普遍情况？第二，对中国与夷狄群体关系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中国的历史记载与汉语材料，异族政权怎么看待这个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欧阳肃通副教授参与讨论

胡鸿教授表示几位与谈老师的评议特别重要且富有启发性，囿于时间关系，胡鸿教授着重回应欧阳肃通老师提出的两个问题。他认为本讲的论述基础是建基于华夏中心主义话语，确实不一定被非华夏文明接受，这也是本讲将历史时期断代到唐朝的一个原因。对唐代以后的华夷秩序分析不能忽视其他文字的记载，在此之前我们虽无法看到其他文字的记载但能看到汉语材料记载的不同世界观的立场与策略。此外，各大文明的确都存在自我中心主义论说，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这套华夷秩序有其特殊性，它的延续时间相当长，这与中国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政治体延续有关，后世多承认前朝的存在。最能与中国进行对比的是罗马，罗马也有与蛮人的区分，向外征服后也存在与行省人的区分，到中世纪罗马帝国变成东罗马，西欧变为蛮族人领地后，蛮族人也面临罗马化的问题，但能将两者进行比较的研究尚不多见，仍需进一步探索。最后，胡鸿教授回答了现场同学提出的问题，并提醒大家对历史要先保持一段距离，看到过去发生了什么，再看各方的观点，不能只站在一个有限立场观之。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落幕。

与会老师合影

文字：杜照钦

图片：侯冬意